2007年,跨国公司玛氏的主席John Mars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一个公司来说,什么样的盈利水平才是正确的?”
这一问题让经济学家Bruno Roche印象深刻,因为这个问题是一名企业家提出的,不是政府,不是工会,不是NGO。当时流行的观点显然是,企业的责任是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1年后,金融危机爆发,即使是西方世界也掀起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浪潮。
(玛氏首席经济学家和玛氏智库常务董事Bruno Roche)
作为玛氏的首席经济学家和玛氏智库常务董事,Bruno Roche也开始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和团队形成了互惠经济学(Economics of Mutuality)的概念。他们的研究认为,当一个公司对它的社区、人才和生态系统进行投资,并以非财务指标衡量和管理绩效时,它所创造的价值是最大的。在他看来,互惠资本主义推广的是一种更互惠互利,更环保,更繁荣的经济,它的核心在于提高业务绩效,建立企业、社会、环境、资本和工作之间的新关系。
(中信出版社《互惠资本主义》(Completing Capitalism: Heal Business to Heal the World))
作为研究成果之一,Bruno Roche完成了新书《完成资本主义:从治愈商业到治愈世界》(Completing Capitalism: Heal Business to Heal the World,与Jay Jakub合著),该书于2018年11月由中信出版社翻译为中文《互惠资本主义》。
问:你是法国人,所以我们就从最近发生在法国的抗议活动谈起。“黄马甲”运动的很多参与者抱怨总统马克龙是代表富人利益,遗忘了普通人。在你看来,这是不是也正好暴露了传统定义的资本主义的某些缺陷?
Bruno Roche:我来自法国,不过现在住在比利时,过去25年里都没有在法国长居过,但我还是会很关注法国的情况,过去我还曾为法国政府提供过咨询。我相信对欧洲而言,法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这里有很多政治创意。我们有种说法,在欧洲,德国是经济巨人,法国是政治巨人,法国和德国之间有很强的联合。创意和至关重要的想法都是来自法国,经济力量来自德国,而英国人都去搞金融了,现在他们要离开欧盟。
所以,关注法国发生了什么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国是一个政治实验室。法国人有很高水平的政治觉悟,法国人都是政治人。从很小年纪开始,我们就被训练,要有政治想法,虽然不一定都是聪明的或者好的想法,但总是非常政治的。有关法国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我们从小到大都认为法国一直在启迪世界,这样说似乎有点傲慢,不过《人权宣言》是法国的创意,带薪假期以及类似的社会安全方面的做法都是法国人的发明。如果你看看法国的历史,我们其实有很多创新,所以关注法国很重要,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创新实验室。
如今在法国上演的这一切,我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反叛。这不是有关穷人,因为穷人在法国得到了相对还不错的对待,我们有一个社会安全网,如果你非常穷,法国算是最好的地方之一了。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种现象,自由民主就是建立在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而金融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倾向于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美国、欧洲还有世界其他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中产阶级正在消失,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当中产阶级消失,就会造成很多不稳定。全球化事实上减少了国家间的财富不平等,但却增加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因为法国有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的悠久历史,因此这个国家不会接受这一点,或许其他国家的文化对于不平等有相对更高一点的接受度。在法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法国出现这种状况,我个人一点也不惊讶。它当然也可能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但现在的局势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应,人们在反对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会导致不平等与不公正日渐增加。
问:2007年,玛氏公司主席John Mars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一个公司来说,什么样的盈利水平才是正确的?”而仅仅1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个问题在这一时机提出,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
Bruno Roche: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公司合理的利润水平到底应该是多少?最高管理层薪酬的合理水平应该是多少?这是商业领袖问出的最有意义的问题。要知道,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个问题是一名企业家提出的,不是政府,不是工会,不是NGO,而是一位企业家。其次,这个问题提出之时正好是金融危机之前,当时很流行的观点显然是你要挣尽可能多的利润。同时,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因为玛氏不挣钱,而是担心玛氏是不是挣了太多的钱。他有这种直觉,我们是不是拿得太多了,价值链上某处的某些人是不是会因此被压榨?因为每个链条的坚固程度都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如果最薄弱的环节断裂了,整个价值链就会被扰乱,修复价值链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可以让整个生意关门。因此他有了这个想法。我认为,利润的合理水平并非一个慈善问题,而是一个真实的商业问题。让我们很惊讶的是,这个问题之前在经济学或者管理学界从来没有被研究过。
问:所以无论从商业上还是道德上都成立?
Bruno Roche:我们正处于经济模式的终结时代。经济学是对稀缺性的管理。50年前,金融资本是稀缺的,自然资源是充足的。50年后的今天,金融资本过于充足,但我们有了新的稀缺,自然资源变得稀缺了。同时,一些人认为社会的信任在下降。在美国、西方以及中国,人口在老龄化,这会导致很多紧张局面。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济模型在宏观层面已经不合适了,需要一种新模式来回应新型的稀缺,这不是关于钱,而是另一种资本。
从模式A到模式B的转换过程也有不同的走向,可能会伴随很多暴力甚至革命,就像此刻在法国发生的那样;但也可能以知识、教育的形式发生。所以我们想发起一场运动,把互惠经济学当成一种方法论,来武装商业领袖、金融领袖、政治领袖,从金融资本模式转型到多种形式的资本模式。这样不仅可以回应法国现在这个局面的痛点,而且会让商业成为社会中的积极因素之一。
所以,你当然可以认为互惠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受道德原则所驱使,因为在互惠的背后其实有一个理念——其他人是我的兄弟,需要对尊严、尊重进行合理的考量。这样的道德原则其实在每种文化中都存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道德基础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互惠资本主义也包含非常实用的因素,如果你偏离了这个自然法则,你就会打破业务赖以生存的价值创造过程。所以,这既是一个道德概念也是一个商业概念,取决于你来自哪里,但最终会殊途同归。
问:你曾经为法国政府做过咨询,互惠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否有可能为公共政策作借鉴?
Bruno Roche:经济稳定的目的是为商业创造宏观的经济创新。我们正在与牛津大学合作,研究跟宏观经济有关的项目。你知道经济学家凯恩斯,他的理论主要集中在需求侧。互惠经济学可以给宏观经济学以灵感,让凯恩斯理论更完善,因为互惠经济学本质上是关于如何调动供给侧,如何调动资本的不同形式。你当然可以供给和调动金融资本,但我们同样可以调动人力、社会和自然资本,达到更高水平的经济均衡。从微观经济学转变到宏观经济学后,这就可以变成一个决策工具,就像凯恩斯为英国政府提供建议那样,最终促成了很多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当然这可能超出了我的能力,因为我不是一名政治学者。
几天前,Martin Wolf(《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编者注)写了一篇很棒的文章,是对Paul Collier的新书《资本主义的未来》(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的书评。后者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我很喜欢他写的东西,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需要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不一样,现在社会里失去了互惠的元素。
问:我看到盖洛普的一个调查,51%的18-29岁的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对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的为45%,这一数字在过去两年里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2010年,68%的年轻人对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在你看来,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Bruno Roche:我在牛津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教MBA学生,这些人从原则上来说应该都是亲商的吧?开年之初,我问他们,你们有多少人认为或者相信商业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只有25%的人给出肯定答案。要知道,我说的是MBA学生,他们学习商业,希望从事商业。就连这些未来的商业领袖都相信商业的目的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
在我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坏词儿。当我跟美国的朋友聊天时,他们认为法国已经隐约有点社会主义了。我们必须回到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capitalism)源于一个词capita,这是一个拉丁语,意思是“头”,计算数量的方式。当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把你的财富从A点运送到B点的一种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的目的,它是流动性的一个单位,不是一种累积的单位,甚至也不是衡量你的财富的单位。财富在别处,可能是你的知识、竞争力、你拥有的土地,等等。到了1971年,黄金标准转变为浮动汇率后,金融资本的概念就变得模糊和不稳定了。我出生在1971年前不久,对这个时间节点没什么印象,但对我的父母、祖父母来说,资本主义就意味着金融资本这个说法是个历史上的新现象。
其次,我们还应该回头去看利润的概念。根据旧的传统,拥有土地的人们会种植蔬菜或者其他无论什么作物,利润指的是人们把土地上出产东西的余量拿去给穷人。所以利润是你给出的多少,而不是你要拿去多少。所以如果回归利润的古老定义的话,利润最大化其实说的是你想怎样把留给别人的东西最大化。所以50年前我们需要一个流动性工具来让商品、服务和知识的交换能最大限度地方便。但如果适得其反,金融世界开始彻底与真实世界失去联系——现在我们的金融业实际上更像是在一个分开的世界里运行,他们用钱来赚钱,这合理吗?你可以用土地来赚钱,用服务来赚钱,用想法来赚钱,用知识来赚钱,但你用钱来赚钱?但这种制度现在就真实存在,而且一直在发展、发展、发展。不过,它不是真实的,最终必然会坍塌。我认为,年轻人明白这一点,他们知道事实上这种赚钱的方式是抽象的,是不真实的,所以不会持久。金融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于经济,经济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于社会,但今天我们看到的顺序却是社会服务于经济,经济服务于金融,金融只服务它自己。违反自然规律的话,或许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终有一个时刻会停止。我当然希望它可以以知识、教育、负责任的领导力等等方式和平地终止,但看看我的国家,它没有和平地停止。人们很疯狂。
问:最近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很有意思,用了“资本主义的下一次革命”这样的大标题。文章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的确出了问题,对于旧经济中的一些公司来说,他们已经把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与此同时,在新经济当中,很多科技公司正在迅速构建自己的市场地位。《经济学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确需要经历一场革命,一场能够促进竞争、降低已经太高的利润率并确保创新活动在未来仍然可以蓬勃开展的革命。你对此认同吗?
Bruno Roche:是的,事实上,我想很多政府都在为公平竞争创造条件。比如在上世纪30、40年代,美国政府就已经在打破垄断了。竞争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倾向于把财富集中在富人手中。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美国最富有的三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美国最穷一半人口(1.6亿人)的财富总和。这根本说不通,因为在穷人和低教育人口中,实质上有同样比例的天才和聪明的人,这种不平等是很危险的。以历史上的奴隶制为例,有研究认为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很强大,但人们意识到,奴隶制绝非是对人力资源的良好管理。当奴隶制被废除后,你拥有了大量有才华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是一个真正的刺激。所以,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创造一种体制,能让社会的不同方面都可以共享更多资源,这对社会的增长非常有益,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问:谈到创新的话,我们此刻会看到很多人工智能、自动化等等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在协助生产的同时,会不会导致受益者限于投资人、企业家或者高技能工人?
Bruno Roche: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创新。工业革命时代,是用机器取代人的劳动,未来的革命是让机器来取代智力工作。直到19世纪末,还有80%的人口是农民,而现在只有2%。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今天的大多数脑力工作可能会消失,由其他新发明出来的东西替代。这也是为什么有统计说,80%的已经存在了30年的工作机会不会存在了。
我是乐观的,我知道人类超级聪明,适应力也强。当然,这也要求我们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投入比金融资本更多的价值。2008年,玛氏收购了Wrigley公司,后者当时的业务做得很大,有5万多名员工,几百家工厂,很多很著名的品牌。玛氏为这次收购花了230亿美元。与此同时,Facebook以190亿美元收购了WhatsApp。要知道,Wrigley花了很多年才达到23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而WhatsApp达到相同水平的市场价值只用了短短几年。当时,WhatsApp甚至还不赚钱。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一个清晰信号是新经济的新货币,不是金融资本,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资本关系。这也是未来赚钱的方式。好消息是,人力资本可以无限制地增长,你能掌握多少知识其实没有限制,社区里相互关系的质量也没有限制,而金融资本是有限制的、受到压力的。所以,在我看来,未来的模式将会基于社会和人力资本,人工智能、互联网、数字技术这样的新科技完美适合于这种模式,前提是我们以此种方式行事。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一直被金融资本困住,我们就会摧毁整个的价值。我们从12年前开始研究,现在我们认为互惠资本主义更适合知识经济,因为后者是基于社会资本的,同时被数字技术加持。同时,这种方式也适合服务业。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武装商人、武装政府和领导人,他们要理解正确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人力、社会和环境资本,同时要对自然资本分外小心,因为如果不重视环境问题,最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水、空气、食物、土地来进行可持续的事业。所以,经济模式必须改变,扮演变革的角色是企业家,政府要创造建设性的环境,让这一切发生。
问:按照你的描述,是不是北欧模式和互惠资本主义很近似?
Bruno Roche:你提到北欧模式很有意思,北欧模式其实是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驱动的,韦伯意识到,在经济繁荣和某些价值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北欧国家——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也算——但主要是北欧国家,受这种方式影响很深,它们实质上采纳了这些原则。
当我们开始互惠经济学的研究时,我第一个合作的教授是波士顿大学的Peter Berger,他就是马克斯·韦伯的信徒。他告诉我,如果你真想理解什么是互惠,如果你真想建立一个新的模式,你就必须回归到那些原则上,那些驱动北欧国家增长的原则上。我们回过头来去研究发现,实质上,马克斯·韦伯称之为新教伦理的原则,儒家思想里有一部分理念也很类似,在中东,伊斯兰的苏菲主义中的一些内容也很像。也就是说,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智者们都发现了这种自然法则。北欧国家采纳了这些原则,然后奏效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互惠经济学是一种将北欧模式带到商业中的温和的、谦逊的努力。
问:你长期住在布鲁塞尔,相信你也注意到过去几年在欧洲不断兴起的民粹主义浪潮。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看,民粹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Bruno Roche:不平等。过去50年里,钱都去哪儿了?过去50年里,80%被创造出来的价值只分配给了有金融资产的人、有国际资产的人,而且建立在其他人付出代价的基础上。一定人口能承受的不平等是有限度的,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直接由这种能感知得到的不公平所驱动的。另外还有全球化的问题,只有一部分人从全球化中受益,我可能算是其中之一吧,可能你也是。我们似乎站到了全球化正确的一边,这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或许运气更好吧。或许是因为我5岁开始就开始学英语,因为我决定为一家跨国公司工作,等等,只是因为这些很基本的选择,我算是站在全球化正确的一面,但有些人或许没有做出同样的决定,站到了另外一面。但其实他们和我一样聪明,只是因为站错了,所以他们很愤怒,很沮丧,希望变革。这也是欧洲和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问:讲了那么多理念,经济增长的目的到底应该是什么?
Bruno Roche: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是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作为人,我们需要成长,这是自然规律。我们不是生来都是成年人。这是我们的DNA,我们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我们希望成长。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让全世界吃饱饭的这种渴求。
我深深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身份,独特的使命感。有些人穷其一生,仍然没有弄明白他们是谁,他们的使命是什么。有些人则很幸运,很早就弄明白了这些。但我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目的是为每个个体赋能,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从奴隶到自由的过程,从愚昧到启蒙的过程,从占星术到天文学的过程。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去除任何形式的束缚。财富的终极目的是人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增长的目的是要确保这些能够发生,要能服务于社会,让它能够运转。个体之间的健康关系,是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它不能被GDP衡量的原因。GDP是一个滞后的指标,不是一个领先的指标。当然,GDP还是很重要,我们都需要钱,金钱是很好的仆人,但又是一个很糟糕的主人。我当然需要钱来买咖啡,我需要一个好的仆人,但如果金钱变成了我的主人,我就会陷入麻烦。